這是一種包容發展型的安全觀，而不是追求消除威脅與潛在風險的絕對安全觀。它注重對安全成本的評估，不做“不計成本”排除威脅的黷武之舉。
　　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的講話中提出，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就是“發展和安全并重以實現持久安全”，“發展是安全的基礎，安全是發展的條件”。他指出：“對亞洲大多數國家來說，發展就是最大安全，也是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”。
　　將發展置于亞洲安全議題的核心，可謂切中肯綮。與歐洲、北美等發達國家集中的地區不同，亞洲多數國家還處于不發達或發展中階段，消除貧困、改善民生還是非常艱巨的任務，必須通過發展或經濟增長來解決。
　　貧困是禍亂之源。當匱乏成為常態，掠奪成為活命的手段，生產者成了被剝奪的對象，人心將會敗壞，秩序也隨之崩潰，安全問題將陷于無解。這種局面又反過來降低了人們從事生產的積極性，社會將更加貧瘠。跳出上述惡性循環，既需要內部努力，也需要外部的合作與支持。
　　要使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深入人心，發揮應有的作用，需要制度性安排的保障。
　　首先，需要一個接入國際市場的平臺或通道，以便將亞洲欠發達或發展中地區的資源、勞動力要素接入全球化的生產分工網絡，同時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與服務接入區域或全球市場。
　　這對亞洲國家之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提出了要求。亞洲國家內部發展階段的多樣性，使得低收入國家有可能將要素和產品按照一定的梯度，逐級滲入國際市場。發展水平在欠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新興經濟體，為這種追趕式的升級提供了階梯。
　　其次，需要一套適應亞洲地區需要的融資機制。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下的發展融資安排，有一套嚴格的缺乏彈性的附加條件，相當程度上無視各國實際情況，降低了資金的可獲得性與運用的有效性，不能完全滿足亞洲國家的發展需要。而中國倡導建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，可以彌補現有投融資機制的不足。
　　集中于基礎設施投資有三項優勢。一是可以通過基礎設施來打破欠發達國家可能面臨的“資源詛咒”。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利于欠發達地區低成本接入世界市場，激活國內的生產與投資能力，而不是停留在出售資源增加消費的階段。二是可以發揮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產能轉移的優勢，形成梯次發展、共利互贏格局。三是可以把區域內外主要國家的重要利益捆綁在一起，增加相互依賴與互信，創造更穩定的國際環境。
　　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資金規模大、周期長，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參與亞洲建設項目，一旦投入，各方會因為這種合作關系的破裂而蒙受重大損失，這反過來強化了各方同舟共濟的意愿。這意味著，在進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，也在為地區安全和信任而投資。
　　此外，還需要就“發展中的安全問題”及“安全視域下的發展問題”開展信息交流與政策協調，并設立相關的常設工作機制。
　　歸根結底(di)，可持續的亞洲安(an)全(quan)(quan)觀(guan)是一(yi)種包容發展(zhan)(zhan)型的安(an)全(quan)(quan)觀(guan)，它不是追求消除威(wei)脅與潛在風險的絕對(dui)安(an)全(quan)(quan)觀(guan)。它注重對(dui)安(an)全(quan)(quan)成本的評(ping)估(gu)，不做“不計成本”排除威(wei)脅的黷武(wu)之舉，它的底(di)線是保證安(an)全(quan)(quan)問題不成為(wei)區域發展(zhan)(zhan)與合作的障(zhang)礙，反而為(wei)促進發展(zhan)(zhan)助力。